以空間思維帶動時間思維：

談大眾史家如何書寫異國的歷史文化

[ 本文為高嵩明新著《捷克經典》的「導讀」。]
[ 高嵩明，《捷克經典》，臺北：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

周樑楷/文
2008/12/17

高嵩明在大學時代主修資訊科學，因而他在新竹科學園區裡工作過一段時間。由於家世背景的緣故，他天生熱愛音樂，如果說失去音樂，他勢必就如同一池乾涸的生命湧泉。在一九九○年代初期，他曾經來我的課堂上旁聽「西洋史學史」。這是一門專為大學歷史系而講授的課程，屬於思想史的範疇，頗富哲學性的思考。起初，我以為他只是位好學的理工科學生，畢業後特地到我的班上來進修而已。不過，在得知他有意投考歷史研究所時，我深表不以為然，因為喜歡歷史是一回事，成為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又是另一回事，尤其過著青燈黃卷的生活，必定要先看淡世俗的名利。

還好，嵩明名落孫山，沒有如願以償，所以只好繼續在資訊業或圖書文化業裡服務。有一回，我剛從捷克和德國等地回來，曾經對他說：「捷克是個有悠久歷史及高度文化的地方。」結果沒料到這句話啟動了他日後一連串的捷克之旅。他與捷克許多知名人士成為好友，促進了台灣與捷克之間文化與經濟的交流，同時將十多年來所撰寫的文章和拍攝的照片集結成書。眼見他有今日的收穫，我自然無限欣喜，與有榮焉。

按照一般人的分類法，這本書應該屬於「深度知性旅遊」的作品；或者說，是以音樂為主軸，記述捷克「歷史文化」的一本文集。這種分類法固然可以接受，但卻很容易一筆帶過，忽視了嵩明的寫作取向（approach）、思維方法以及生命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首先，從「歷史文化」（historical culture）談起。這個名詞在中文和外文世界裡已經非常普及，廣泛地被使用，甚至已成為口頭禪；但是，它指的又是什麼？卻一直少鮮有明確的定義。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考量「文化」（culture）是什麼？依照個人的淺見，所謂「文化」，至少必須包涵三項要素：（一）、與人為有關的；反之，凡是原始的、自然的、與人為無關的都不是文化；（二）、以一群人為核心，在「人與人」或「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中，形成某種程度的具有同質性的有形或無形的表述（representation）；（三）、是變動的，就如同任何有機體都非一成不變。

接著，就可以直接說到「歷史文化」的涵意了。這個名詞可以就兩方面來講：（一）、「歷史文化」的「歷史」，純粹只當形容詞使用，指「過去的」、「昔日的」；所以「歷史文化」是指過去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文化留傳至今者。但是，理解這個定義應特別注意的是，「留傳」既有「連續性」（continuity），同時又有「變遷」（change）的意思。綜合這兩層意思，「歷史文化」是指過去的文化在其傳統中轉變（change within its tradition）而留傳至今者。
（二）、「歷史文化」指，自從十萬年前起，人們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所形成的文化，其中包括上層文化和大眾文化。這些文化有的已經消逝，完全無影無蹤不可考了；有的以各種形式成為「史料」，等待人們的發現，並進一步提升到有意義的、而被「解釋」（interpretation）的地位，以致於成為「歷史」或「歷史文化」。按照這個定義，「歷史文化」是「今人」對「古代」的探索，經由理性與感性交融辯證的結果。

以上所以用了一連串硬梆梆的語彙來說明什麼是「歷史文化」，主要是為了指出，「歷史文化」並非捕風捉影、十分膚淺的表相。撰寫「歷史文化」的文章，不是毫無意識的，如同拿起傻瓜相機，對準一座古蹟，就拍一張照片那樣隨興。嵩明以深厚的音樂素養為底子，長期旅行，經過實地田野調查、閱讀資料、口述訪談，並且深入捷克的歷史脈絡。他的寫作「取向」，可以說師法了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30 B.C.）。這位古希臘史家也是位旅行者。他從小亞細亞，先後到過希臘半島、埃及、甚至兩河流域等地。步履所及，四處打聽異國的歷史文化。由於寫作「取向」，搜集史料的方法及敘述的方式都與前人不同，希羅多德索性為他的書籍取名為「歷史」（History），這個名詞在當時指的是「探索」（inquiry）的意思。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歷史」在學術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創舉，它並非按照「時序」（time-order）來寫的，或者說，它不是「以時間思維」為主的敘述方式，而是按照希羅多德自己的腳印，人走到哪裡，就看到哪裡，並且「探索」起哪裡的「歷史文化」。針對這種創新的寫作「取向」，我特地稱之為「以空間思維帶動時間思維」。嵩明相距希羅多德的時代已有兩千多年之久，生長在今天，他可以乘飛機、坐火車、查網路及拍照片，這些一一都與希羅多德迥異。然而，他深入異國，探索其「歷史文化」，這種精神卻與希羅多德前後一致。也許有人說嵩明這本書只是文集，根本稱不上「歷史」作品，但只要明瞭希羅多德「以空間思維帶動時間思維」，應該就不會否認這也是一本史書了。

談到這裡，有人可能仍然不服氣，反駁地說，這本書根本不是學術性的歷史著作。這種評斷，自有道理，無可厚非。然而，我們不妨再反思一下，持此說者其實純粹站在專業史家的立場，並以學院派的標準衡量一切。可是，我們應知道，專業史家及專業史學自從成立以來，距今頂多也只有兩百年。在之前，從希羅多德到十八世紀的服爾泰（Voltaire, 1694-1778）等人都不是專業史家。而今，自從一九七○年以來，在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圍牆之外，實際上已有不少的大眾史家（public historian）。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取向或形式撰寫歷史，其中有的寫具有地方意識（the sense of place）的地方史（local history），有的寫具有生命意識的異國歷史文化。儘管他們彼此間存在異質性，但是總而言之，他們都既不標榜「理智」、「求真至上」，也不書寫冷冰冰的學術著作，而是融合了理性與感性，具有濃厚個人風格的歷史作品。

我無意稱讚嵩明已是位第一流的大眾史家，或者說他的作品是本上乘的佳作。我希望人們不要只以一般「深度旅遊」的角度來歸類這本書，更不要擺起專業史學的嚴肅面孔來評論它。大家不妨試著從大眾史學的角度，隨著這本書的敘述，來認識捷克的歷史文化。再說，這本書所記述的有許多是專業史家所不知的，或者說，是他們永遠無法得知的。

歷史記憶和幸福婚姻

周樑楷/文
2008.11.11

在北上的高鐵裡，翻開德羅伊森（Droysen，參見附圖）的《歷史知識理論》，閱讀〈自然與歷史〉這篇附文。雖然這本書前後已經讀過幾次了，但總覺得非常耐看，有趣的是，這一回特別注意到其中有一小段提起婚姻和歷史的關係。德羅伊森說：

真正使老夫婦想起他們幸福的是，他們對過去經歷的共同記憶、共同希望、煩惱、共同的得失；對他們而言，他們的婚姻有其歷史。婚姻這宗倫常是在這段歷史中，才顯露它存在的理由，才得見其立足的道理。



我從來沒想過歷史記憶與幸福婚姻之間的關係。多虧德羅伊森的這段話，提醒小家庭裡的共同記憶原來是老夫老妻多年情感的結晶。啊，我已擁有！許多的夫婦也曾擁有！
專業史學只能冷冷的記錄過去的日常生活史，唯有大眾史學能傾訴人們的情愛和記憶。

認識故舊，結交新人﹕一本驗證「大眾史學」的傳記

[ 本文為施麗蘭修女新著的序文。 ]

施麗蘭，《愛德常懷 馨香遠流：柏高理修女的故事》，彰化：天主教耶穌聖心修女會，2008。

施麗蘭修女是我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同窗。她虔誠事奉天主，以靈修為本，自從大學畢業後，除了在國內外進修，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且身兼育仁小學校長的重職，栽培數以萬計的社會幼苗。這四十年來，我先在中興大學任教，而後轉到逢甲大學。由於長期定居台中，得地利之便，常和施修女聯絡，交換生活上的體驗，其中難免偶而「煽動」她做點有創意的事。

近二十年來，因為學術及世變都異於往日，我積極提倡「影視史學」和「大眾史學」。前者強調史家除了文字以外，更應該利用各類影像視覺的史料，並且以影像視覺的文本表述歷史。後者主張，人人都是史家，人人都有權利以各種方式表述各種題材的歷史。其實這兩種新學問，彼此還可以互補，發揮更大的效益。例如，活學活用「影視史學」，則歷史作品不難跨越學院派的藩籬，而更貼近社會大眾﹔反之，人人可以本著「大眾史學」的基本精神，藉著文圖並茂以及具像的方式，敘述往日的人、事和一景一物，重建過去的記憶。

施修女融會貫通了「影視史學」和「大眾史學」的理念。她領導育仁小學的學生，分批從事田野調查，拍攝照片，就近研究台中公園、台中火車站、台中大坑及育仁小學等地的歷史，而後把整理過的資料加以數位化上網。這些小小的史家在研究時，個個興高采烈十分投入，更難得的是他們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研究成果贏得了國際大獎。

當施修女帶領小學生書寫台中的歷史時，她和彰化縣田中的修女們也回溯時光隧道，進行一段人生的「集體記憶」。她們思想起原籍匈牙利的柏高理修女以及田中修女們共同成長的點點滴滴。施修女放下了「專業史家」的身段，改以「大眾史家」的角色，負起書寫柏修女的傳記，並且鼓勵大家研究修女會的歷史。她們研究的視野十分開闊，還包括了修會和地方、修會和教友的互動關係。換句話說，她們的工作結合了教會史與地方社會史。

書寫歷史不能沒有史科，否則好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施修女起初曾擔心短缺柏修女的研究資料。有一天我拜訪田中修女院，交談中得知柏修女頗有藝術素養，平日喜歡作畫。由於三句話不離本行，加上從「影視史學」所獲得的敏感度，我推測柏修女的油畫作品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宗教題材的，屬於柏修女靈修生活中生命寄託之所在，另一是風景畫，屬於一系列懷鄉之作，柏修女藉此抒發思念家鄉之情。因此靈感，施修女以柏修女的畫作為史料，一步一步展開傳記的書寫，深入柏修女的心路歷程。而後每當我和施修女見面時，她總是無限興奮地告訴我，她又發現了哪些有關柏修女的事蹟，哪些有關早期田中修女會與地方上教友互動的情形，哪些教友在接受口述歷史時如何感動而落淚。還有最奇妙的是，施修女等人在造訪柏修女的故鄉時，發生了哪些一連串有如「神助」的遭遇。

如今這本傳記終於脫稿了，而且又正值柏修女百年誕辰之際，無意中給這本書的出版又增添了一層意義。這本書不只是一本傳記、一本教會史，其實它也是一本宗教社會史，一本結合「大眾史學」與「影視史學」的作品。這本書不僅書寫了過去的歷史，讓人們可以認識柏修女、田中的修女們和教友，同時更難能可貴的是，因為書寫這本書，施修女以及田中修女們得以結交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地的修女，她們無意中開展了一頁歷史，促進了台灣與匈牙利之間的關係。

「大眾史學」鼓勵大家來寫歷史。這種書寫歷史有異於「專業史學」，它不僅可以更深入認識親人故舊，而且也可以結交許多新人。施修女的心血驗證了「大眾史學」的意義。